神經科學的一個分支探究研究人員對大腦長久以來的問題，而最近的振興政策讓這項研究更顯重要。
作者：艾拉・凱特奈森 (Alla Katsnelson)
註：本文翻譯自紐約時報文章，如有侵權請告知下架。
Note: this is a translation of an NYT article. Please let me know, if any violation, and I will remove it.
新疫情振興政策的每月補助有潛力讓百萬計的美國小孩脫離貧窮，而有些科學家相信這些補助能更跟本地改變這些孩子地生活——透過他們的大腦。
眾所皆知，在貧窮中成長與教育成就、健康及就業有差異相關，但新的神經科學分支探討的是貧窮如何影響大腦發展。
過去15年間，多數研究發現在清寒環境撫育成長的孩子，他們的大腦與高所得環境長大的孩子有微妙差異。平均而言，神經元的大腦外層的表面積比較小，特別是與語言與衝動控制相關的區域， 也是一塊叫做海馬迴的結構，職掌學習與記憶。
這些差異並非遺傳或是先天的，研究認為反倒是孩子成長的環境所造成。研究人員猜測某些貧窮的面向——營養不足、壓力驟升、低教育品質——可能會影響大腦與認知發展。儘管這些因素在不同家庭影響程度不一，貧窮卻是這些因素的共源。一個始於2018年，名為「嬰兒們的第一年」的連續研究，致力於理解減少貧窮是否能增進健康的腦部發展。
「我們沒人認為收入是唯一解，」此研究的共同主持人，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 (Teachers College, Columbia University) 神經科學家兼小兒醫生金伯利・諾貝爾博士 (Dr. Kimberly Nobel) 如是說：「但透過這項研究，我們將過去的相關性，拿來檢驗貧窮是否直接造成孩童認知、情緒與大腦發展的改變。」
諾貝爾博士與她的協作者們透過給予貧困家庭，等同拜登政府配給的「擴大孩童稅收抵免」相當的現金補助，來檢驗金錢的效果。
研究者們隨機抽派紐約市、紐奧良、雙子市與奧馬哈，1,000名生活貧困且育有新生兒的母親，她們每個月將收到20或333美金的現金卡，可供家庭任意支用（拜登的政策是提供6歲以下孩童每月300美金，6至17歲每月250美金）。這項研究透過行動腦波圖 (EEG) 的非侵入式工具，使用帶有20組電子感應器的帽子量測這些孩童腦波模式，追蹤數年來他們的腦部活動與認知發展。
這項研究也同時追蹤母親的經濟與就業狀況、孕期健康測量（比方說壓力荷爾蒙程度）以及托育使用。在質化訪談時，研究者探測這些錢如何影響這些家庭，以及在母親合意為前提下，是如何支用的。
這樣研究置重點在透過家訪，蒐集孩童1歲與3歲的腦部活動資料，而研究者在疫情爆發前約獲得了3分之2的第1組資料。由於家訪事後不可行，他們把研究修改成4歲，將會在明年獲得第2組資料，而非今年。
疫情本身，以及多數美國人在過去一年獲得的2項振興補助，無疑地在不同方式上影響參與研究的家庭，而今年的振興支票與新的每月補助也勢必如此。諾貝爾博士說，儘管因為這項研究是隨機分佈的，研究者還是希望能夠評估現金禮帶來的影響。
縱使是隨機分派，「嬰兒們的第一年」仍被視為探究降低貧窮與腦部發展因果關聯的大膽嘗試。「若無前例，這項研究肯定是在發展領域有直接政策意涵的破天荒研究。」研究貧困與大腦，任賓州大學神經科學與社會中心主任的認知神經科學家瑪莎・法洛 (Martha Farah) 這樣說明。
然而瑪莎教授承認，社會科學家與政策制定者通常不盡信腦部資料的關聯。「神經科學有帶來可行的洞見嗎？或我們只是浸淫在神經科學的腦部圖與印象深刻的語彙？這是很重要的問題。」瑪莎說道。
而疑竇也無所不在，芝加哥大學研究不平等與社會移動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詹姆士・赫克曼 (James Heckman) 說，他「看不出任何政策能取於這項研究的跡象，換個方式說，更好的經濟生活是有印記1的。」
「實際上的運作機制如何還是個問題。」針對給予父母實際金援能幫助孩童大腦，他覺得著重在實際運作機制可能會更便宜且有效。
替參議員米特・羅姆尼 (Mitt Romney) 執行一件孩童零用錢提案，現任尼西坎南中心 (Niskanen Center) 貧困與福利主任的山謬・哈蒙德 (Samuel Hammond) 也同意，追蹤任何被觀察的認知益處的源頭是不簡單的，他說：「我沒辦法釐清所有介入當中，助益最大的為何。」
但這正是為什麼提供劣勢家庭現金，可能是檢驗其與腦部發展最有力的方式，諾貝爾博士說：「家庭差異產生的特定途徑，而影響孩童的成就是有可能的。」她認為：「所以讓家庭有能力以他們認為適切的方式運用金錢，就不會產生特定途徑或是機制，進而造成孩童發展差異。」
神經科學供社會思考以及影響政策轉型早有紀錄，曾有研究顯示人類大腦在青春期至20歲中左右仍在成熟，這些研究也重塑少年感化相關政策。
在另一個案例當中，研究的主持人，同為哈佛及波士頓幼童醫院的神經科學家查爾斯・尼爾森 (Charles Nelson) 說：「這個針對1960中至1990年代，羅馬尼亞孤兒院成長的孩童腦部與認知發展的研究，改變了羅馬尼亞甚至全世界的寄養機構制度與寄養政策。」
這些研究呈現出2歲以後在寄養機構的孩童，呈現匱乏、忽視IQ降低與心理發展受阻，這些寄養機構深遠影響腦部發展、削弱電流活動並減少腦部尺寸。
但這些研究也點出後繼研究以及相關政策制定者，是如何容易地偏重腦部資料而非其他發現，如同這些研究所示。當尼爾森教授向政府或其他發展部門官員們呈現這些研究時，他說：「我想他們找到了實施政策變革最強的論點。比起我們直接說『因為他們智商不高』或是說『他們扣連並不緊密』，這個研究更是非常強而有力且視覺直觀。」（他也是「嬰兒們的第一年」的建議人）
這些資料的鮮明性並非全然壞事，諾貝爾博士說：「若我們發現了差異，而且腦部資料讓這些差異更迫切於利害關係人，那它就重要到足以被包含。」她說，更重要的是，腦部資料是源自自己提供的有價訊息，特別是在嬰幼兒上，對他們而言，認知行為測試通常不準確或是無法施策。此外她也說，比起行為差異，腦部差異也較可早期測得。
「這個領域敲響對政策貢獻的鐘聲或許還太早。」法洛教授說到，不過增加貧窮如何影響特定腦部迴路的理解，併用更好的工具來測量這些迴路，能在政策面產生有科學根據的介入。
此時此刻，「嬰兒們的第一年」希望提出一個在政策面已相對重要的廣泛問題：對父母的現金救濟是否有助於孩童腦部發展且能終生受益。
1. 在組織理論或組織行為當中，印記 (imprinting) 是描述過去如何影響現在的核心概念。印記一般定義為一個在有易近性的一段時間中，觀察的群體或行為者 (可為產業、組織或個人) 發展出反應環境特色特質的過程，這些特質會一直存在，即便在後續的時間中有重大的環境變更。詳見 Wikipedia。